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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輝歷程(一)

添加時間:2017-04-10 來源: 瀏覽次數:

  

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打開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

 

1.中共中央長征到陜北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經過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中國革命處于被“左”傾教條主義者斷送的危急關頭。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新的中央的領導和指揮下,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誘出滇軍,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隨后,又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堅持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進行了斗爭。在翻越夢筆山、長板山和打鼓山等大雪山,穿越渺無人煙的茫茫草地,攻破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后,于9月18日到達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在這里,中共中央從國民黨報紙上獲悉西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喜訊,毛澤東在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提出,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9月27日,中共中央到達通渭縣榜羅鎮。在這里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把黨中央的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會后,黨中央率中央紅軍越過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今吳起縣城),在這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由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創建的陜甘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和中國革命新的出發點。 

陜甘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僅存的一塊完整的革命根據地。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陜西省委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相繼派唐澍、謝子長、劉志丹、呂佑乾等領導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旬邑起義,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些起義雖然先后失敗,但在革命轉入低潮,反動勢力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斗爭陷入嚴重困難時期,陜西黨組織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表現了黨和人民英勇無畏的氣概,打擊了敵人,鍛煉了干部,為劉志丹、謝子長以后創建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20世紀30年代,劉志丹、謝子長為創建紅軍和根據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1931年9月,紅軍晉西游擊隊西渡黃河,進入陜北,改為陜北游擊支隊。11月初,陜北游擊支隊與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會合。1932年1月,中共陜西省委將兩支游擊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12日,反帝同盟軍在甘肅正寧三嘉原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邊游擊隊,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先后擔任總指揮。1932年12月,陜甘邊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按照中央創建陜甘邊新蘇區的指示精神,紅二團在劉志丹、王世泰等領導下,創建了以耀縣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1933年10月,照金蘇區陷落后,劉志丹、王泰吉等建立了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開辟了以甘肅華池縣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先后成立了10多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在中共陜北特委領導下,1932年3月,成立了紅軍延川游擊隊。到1934年7月,游擊隊發展很快,并開辟了大片紅色區域。1934年7月8日,紅軍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安定縣(今子長縣)成立,謝子長任總指揮。1935年1月,中共陜北特委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軍二十七軍八十四師,開辟了10多個縣的蘇維埃區域。 

1935年2月,中共陜甘邊特委、中共陜北特委在安定周家鶨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和武裝力量。謝子長犧牲后,西北紅軍在劉志丹的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數萬軍隊的“圍剿”,相繼解放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今志丹縣)六座縣城,使陜甘邊、陜北兩塊蘇區連成一片,形成陜甘根據地。 

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由鄂豫陜蘇區先期長征到達陜北,與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師。在中央派駐西北代表團主持下,于9月17日在延川永坪召開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改組西北軍委,成立了中共陜甘晉省委;3支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紅十五軍團建立后,立即投入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先后取得了勞山、榆林橋兩次戰役的勝利。此時,陜甘蘇區發生了嚴重的錯誤肅反事件,劉志丹、習仲勛等一大批參與創建陜甘蘇區的領導干部被關押,200多人被錯殺。這是貫徹王明“左”傾錯誤的惡果。黨內開展的錯誤肅反斗爭與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使陜甘根據地陷入嚴重危機之中。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很快了解到并及時糾正了陜甘根據地的錯誤肅反,釋放了劉志丹等陜甘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人。11月初,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在甘泉縣同紅十五軍團會師。11月20日至24日,在毛澤東等人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滅國民黨軍隊一個師又一個團。這次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歷時一年的艱苦轉戰中,長驅二萬五千里,縱橫十幾個省,粉碎了數1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實現了空前的戰略大轉移,勝利地完成了震驚中外的長征。一年之后,紅二、四方面軍也勝利完成了長征。毛澤東曾豪邁地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江澤民指出:“偉大的長征給黨和人民留下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是保證我們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2.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黨中央到達陜北前后,中國正處于政治大變動的前夜。一方面,民族危機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制造華北事變,控制了華北的大部分地區。其情景在當時被有人描述為:“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北平的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顯示出“他們要占領全中國”的形勢下,國內各階級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一切階級和政治派別都不能不回答“怎么辦”的問題。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發表在法國出版的《救國報》上,傳到國內后,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1935年12月北平爆發的一二九運動,開揭露了日本吞并華北進而侵略全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的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陜甘根據地的中心瓦窯堡(今子長縣城),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中國共產黨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幾天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從蘇聯回國到達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為了匯集中華民族的各種抗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黨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等問題,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特別是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深刻地論證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買辦營壘中的親英美派聯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強調:“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 

瓦窯堡會議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開的第一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它在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開始有系統地解決政治路線和政治策略問題。這次會議在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關頭,不失時機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克服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使黨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瓦窯堡會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善于總結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的革命運動。 

 

3.推動西北抗日大聯合的實現

瓦窯堡會議后,為了擴大抗日武裝和革命根據地,實現直接對日作戰,黨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的名義進行東征。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指揮下,抗日先鋒軍于1936年2月20日突破閻錫山部隊的黃河防線,在75天連續作戰中,轉戰30多個縣,殲敵1.3萬多人,擴大紅軍8000多人。在遭到蔣介石、閻錫山的重兵阻攔下,為了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并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黨中央于5月初決定紅軍撤回陜北,結束東征。紅軍回師陜北后,黨中央又決定組成西方野戰軍,向陜、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西征。1936年6月底,黨中央機關從瓦窯堡移駐保安縣。紅軍西征軍從5月下旬至7月底開辟了縱橫400余里的新根據地,使陜甘根據地擴大為陜甘寧根據地。從8月開始,“西方野戰軍”在鞏固新區的同時,繼續向西發展,迎接紅二、四方面軍。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西北大會師,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件。 

在領導紅軍進行東征和西征,迎接紅二、四方面軍的同時,黨中央大力開展了對張學良、楊虎城的統一戰線工作。 

張學良的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后被蔣介石調到西北“圍剿”紅軍。東北軍在“剿共”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有著打回東北老家的強烈抗日愿望。為了開展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并將大批在作戰中俘虜的東北軍官兵釋放。黨和紅軍領導人發表了《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兩次赴洛川同張學良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進行了會談。1936年4月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東北軍駐地膚施(即延安),同張學良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并提出爭取蔣介石抗日的意見。雙方還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項。這次重要會談后,中共中央正式向東北軍派駐代表,在西安開展統戰工作。 

楊虎城及其率領的第十七路軍,從大革命時期以來,基本上同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聯系,并且有著強烈的抗日熱情。為了盡快爭取與楊虎城合作抗日,黨在爭取與張學良聯合抗日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楊虎城的工作。從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代表到楊虎城處商談聯合抗日問題。經過多次談判,與楊虎城達成互不侵犯、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紅軍代表駐西安開展工作、聯合抗日等協議。從此,中國共產黨同第十七路軍建立了比較牢固的關系。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還做了促進張學良、楊虎城團結合作的工作,派代表同新疆督辦盛世才溝通聯系,開展對駐守陜北的國民黨軍第八十六師師長高桂滋和哥老會的工作,并同回族人民建立了聯系。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形成了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聯合。這對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4.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凌晨,張學良的東北軍一部包圍了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與此同時,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國民黨軍政要員。 

本來,中國共產黨順應抗日救國的歷史要求,在1936年5月5日發表《停戰協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后,實際上已開始實行逼蔣抗日的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并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公開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12月1日,毛澤東與紅軍19位高級將領致書蔣介石,希望他“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同時,中國共產黨同張學良、楊虎城已經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聯合”。但是,直到1936年12月,蔣介石還是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于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脅迫張、楊進攻紅軍,終于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 

西安事變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事變發生的當天清晨,張學良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接到電報后,立即復電,表示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商量大計。12月13日,黨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15日,紅軍將領聯名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愛國領袖等項主張,反對親日派借“討伐”張楊之名而發動大規模內戰;重申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國民黨當局“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蔣介石的雙手沾滿了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鮮血,中國共產黨要求將他“交付國人裁判”實屬情理之中。但中共中央經過對國內外局勢的深入分析后認為,西安事變只有和平解決,才能避免一觸即發的內戰,形成全國團結抗日的局面。因而,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鄭重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有關問題并同南京方面的談判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經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終于換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項承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5.中共中央進駐延安,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戰而斗爭

西安事變發生幾天后,駐延安的東北軍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隨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遷到延安。從此,延安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心,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燈塔。 

早在1935年冬和1936年春,國共兩黨就通過若干渠道進行了接觸和談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談判正式開始。1937年2月10日,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中國共產黨發表毛澤東、張聞天等研究起草的《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向國民黨提出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同時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等四項保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最大誠意和決心。從1937年2月到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秦邦憲)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多次談判。談判中,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實行絕對領導、保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前提下,向國民黨做出了所能作出的讓步,但由于蔣介石缺乏誠意,使談判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處于最危急的時刻。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再上廬山,同國民黨代表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紅軍改編、蘇區改制等問題進行談判,并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但直到此時,蔣介石仍然堅持紅軍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也不愿意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還企圖通過紅軍改編逼毛澤東和朱德“出洋”,致使這次談判仍未獲得結果。 

平津淪陷后,上海形勢緊張。8月上旬,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應國民黨邀請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并同國民黨繼續談判。由于蔣介石急欲調動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在紅軍改編等問題上的態度有所松動,雙方終于達成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協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不久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為了保證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8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由朱德任書記的前方軍分會(后稱華北軍分會)。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了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國共產黨的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云逸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努力和大力推動的結果,它使抗日戰爭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民族革命戰爭,對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而斗爭的同時,中共中央為迎接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1937年5月至6月,黨在延安先后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在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實現抗戰的三位一體的任務,而爭取民主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是“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在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闡明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從“干部決定一切”的認識高度,提出了要自覺造就成千上萬的干部和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的任務。黨的白區工作會議,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白區工作遭受挫折的慘痛教訓,確定了新形勢下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必須進行的群眾工作和組織工作。黨中央還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開辦了培養黨的高中級軍事干部的紅軍大學(1937年1月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毛澤東親自講授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社會和敵我雙方的基本情況出發,系統地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軍事上的經驗教訓,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實踐論》和《矛盾論》,則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作了系統的精辟的發揮,科學地論述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篇著作既是對中國革命斗爭經驗的哲學概括,又是對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哲學總結。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統地論述了黨內同志犯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對于提高黨的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起了極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5日,毛澤東在甘泉縣象鼻子灣對隨行的部隊發表講話時堅定地說: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和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以一當千,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黨中央到達陜北還不到兩年時間,在這塊革命的“落腳點”上,以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無限忠誠,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聯合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最終促成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高潮,實現了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打開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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